鏡頭後的真誠:《彼岸》師佑倫導演的紀錄片人生(政大校園記者投稿)

(中嘉台北新聞 校園記者 陳盈淳、楊正歆、梁語詠、李佳芸/台北文山區綜合報導) 「真的沒有害人啊！我沒有害人。」反覆呢喃我沒有害人，新聞畫面中一臉失措的王淇政與洪世緯並不知道，他們會因為這場墜橋命案蒙受 4500 天的牢獄之苦。

后豐大橋案纏訟 19 年的委屈、苦楚及隨之產生的家庭裂痕，濃縮成了兩小時的紀錄片《彼岸》。紀錄片導演施佑倫費時七年，直擊兩名被告在法庭背後的血與淚。

這並不是他第一次拍攝冤獄題材，然而當初接觸冤案其實是個偶然。 「台灣冤獄平反協會（以下簡稱「平冤會」）是一個蠻年輕的組織，剛好那時候有一個案子，他們的受冤者陳龍綺剛開啟再審，有可能平反。」施佑倫說。開啟再審代表受冤者有機會重新來過，對冤案救援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轉捩點。

平冤會認為此案件平反機會很大，於是決定邀請施佑倫紀錄平反過程。 平冤會執行長羅士翔表示：「 有些畫面是我們平常沒辦法觀察到的，即便都是好朋友，我們沒觀察到的都是佑倫用他的攝影機幫我們看到的。」

《彼岸》溫柔且真誠的敘事手法，屢獲各界肯定。於 2021 年入圍韓國釜山影展，同年在台北金馬影展放映，並入圍今年（2022）五月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。施佑倫曾說過他其實不喜歡看電影。對他而言，劇情浮誇、特效炫麗的好萊塢商業片只是鏡花水月，並不真實。

直到他進入政治大學廣電系就讀後，才認識到原來電影並非只有一種類型。 施佑倫大二時進入政大的廣電中心（今影音實驗室）擔任助理，在中心的片庫裡藏有許多錄影帶。

有一次在整理片庫時，他抽出一卷片子，片名叫做《陳才根的鄰居們》，施佑倫說：「它拍得好像是我們生活中的人，後來才知道原來這是紀錄片。」這次觀影經驗竟意外開啟了他與紀錄片的不解之緣。 學生時期的施佑倫，自覺生命經驗平淡。

他認為自己從表面看來日子過得順遂美滿。然而他心裡卻知道，自己其實是個很空虛的人。因此大學畢業後，他選擇進入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，希望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豐富自己的生命經驗。即便身邊出現反對的聲音，他仍堅持投入紀錄片領域。

施佑倫回憶起拍攝《不排除判決書》的經驗，「性侵案是一個大家在道德上無法容忍的案件，跟當時的女朋友講，她就覺得你幹嘛沒事去拍性侵犯的紀錄片，為什麼不去拍比較積極快樂的東西？」但施佑倫的想法正好相反，他認為紀錄片正是要拍攝不會攤在陽光下討論的議題。 在拍攝冤獄紀錄片的日子裡，需要面對許多情緒，施佑倫深入拍攝受冤者時也曾陷入掙扎。

導演坦承他在拍攝第一支冤獄紀錄片《不排除判決書》時，其實感到非常愧疚。他認為自己一直在挖人瘡疤，因拍攝需求，被攝者陳龍綺須一再重複事情經過並經歷當時的痛苦，但施佑倫卻無法給予他任何幫助。

「有一次，我不知道那天怎麼了，不是拍攝，我就是打給他說我覺得很對不起他。」他那天反而被陳龍綺安慰了，龍綺說：「如果我的故事能因為這樣子幫助到別人或是別的案子，我覺得沒有關係呀！」勇於面對愧疚換來與被攝者更進一步的關係，經過這次經驗，施佑倫體會到遇到事情必須去面對，才有可能放下。

「佑倫跟這幾個朋友們（受冤者）的關係都蠻好，他對被攝朋友們有一個如大海般的強大包容，且有距離地看待這個人經歷的所有事情。」羅士翔說道。他認為施佑倫總是能夠用冷靜態度看待冤獄平反過程，不論結果好壞都默默地陪伴著被攝者，這樣穩定的陪伴對被攝者而言是很重要的。 真誠地對待被攝者，就如同對待自己的作品。

施佑倫毫無保留地投入紀錄片創作，甚至不惜揭開自己的瘡疤。施佑倫表示他在南藝時，有個老師曾說：「你要拍別人之前，要先把自己的瘡疤挖乾淨。」於是導演在休學前的最後一部紀錄片選擇以他和前女友分手為題，逼自己向觀眾揭露痛苦回憶。作品完成後，他的朋友說：「你的（紀錄）片真的比你這個人還誠懇。」

施佑倫認為不論何種題材，他都會毫無保留地呈現。 施佑倫表示紀錄片導演沒有幕後花絮，他們捨己為人紀錄真實的一面，並拍下當時代社會的縮影。

「拍攝結束後，她（王淇政媽媽）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在電視上看到？可能希望我的報導可以幫助她兒子吧。我跟她解釋我拍的是紀錄片，大概沒辦法在新聞上播出。她輕輕地點了點頭，就沒有再多問什麼。」